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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浪残障人电子资讯》2016年8月第1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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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4


《踏浪残障人电子资讯》

2016年8月第01期  总第215期


     【内容导读】 

     一、维权之声
     1、双目失明令称职黑人父亲痛失孩子抚养权
     由于双目失明,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父亲竟然失去了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庭竟然要求他雇佣一位明眼保姆,时时监督他与孩子相处的每一个瞬间。于情于理,这一判决都难以获得当事人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该判决令美国数十年来残障维权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荡然无存,这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对相关案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幕人伦惨剧吧!
     二、专业天地
     2、失语不等于“哑巴”
    有许多人认为,语言障碍人士存在智力障碍,这一传统观念给语言障碍儿童和成年人的学习、生活造成了许多障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亲身经历和事实为依据,有利地驳斥了对于语言障碍人士的传统认识。经过测试,作者患有自闭症且存在语言障碍的儿子的IQ得分超过了平均值,而且通过适当的教育,完全可以学习适龄课程。由此,作者对学校以及相关专家提出了批评,并对语言障碍儿童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记一位特教老师在主流学校的工作体验
     基于作者的研究,本文登载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公立学校的特教老师。她阐述了自己在开展工作中,与同校的一些老师在对待特殊需求学生方面产生的矛盾。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校方进一步的理解,也希望学校的所有老师能携手共创优质的学习环境。
     三、社会生活
     4、黑暗中看世界——视障摄影师工作谈
     近年来,非视觉摄影艺术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视障者们纷纷拿起相机,利用自己的听觉、触觉甚至嗅觉捕捉生活中的美丽瞬间,彻底颠覆了以往只能依靠视觉感受摄影艺术之美的固有观念。本文介绍了一本最新出版的书籍,其中记录了多为视障摄影师的故事,希望他们的经历和人生态度能够为广大读者带来一些启示。
     5、踌躇满志的倡导者
     英尼斯是澳大利亚残障委员会前委员长,先天失明的他不仅是一位认证律师,而且还有着数十年丰富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经验。目前虽已卸任,但他仍然活跃在残障权益的倡导领域,他的愿望就是消除社会大众对残障人的负面态度,让残障人能够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和包容。记者为我们带来了对英尼斯的采访。
     四、科技动态
     6、抗糖尿病药物或可降低中老年人患眼病风险
     一项新的实验结果表明,一种用于降低糖尿病人血糖水平的药物——二甲双胍(metformin)或许还同时有降低其患青光眼风险的效果。不过由于实验方法的局限,研究人员并不能确定这种效果的确实性。但即便如此,这项发现仍然令科学家感到兴奋,下面就请本刊读者跟随作者的视角,一起来了解有关这项全新研究的方方面面。
     7、微软发布盲用智能耳机重大升级
     为了便利视障人士独立外出,微软公司联合英国导盲犬协会共同升级了微软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耳机和一款应用程序,微软公司希望能够通过声音线索,帮助视障人士更好的了解他们周遭的环境。这项工作是微软无障碍城市计划的一部分内容,视障用家可以借助自己的语音或是遥控手段,询问和收听到自己周围路标的具体信息。配合软件内置的虚拟导航技术,该装置将引导用家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或身处其周围之时,利用具有方位指引功能的音频和声音线索,构建心理地图。


     新闻


政府的承诺——至2021年实现残障儿童的主流学校安置

译者:任铮浩

     本周四,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宣布,到2021年,政府将确保每一位残障学生都能够在主流学校内得到安置。在比勒陀利亚艾琳区举行的残障权利峰会及残障问题总统工作组的成立仪式上,祖玛表示:“所有残障儿童都应该进入自家附近的当地学校学习,得到必要的支持。”

     该峰会由社会发展部主办,目的旨在对《残障人权利白皮书》中的条款进行分析和改良,通过实践研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2014年,在对索韦托市阿德莱德·坦博学校的工作视察期间,社会发展部长倍沙拜耳·德拉米尼率先提出了将残障儿童送入主流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理念。

     祖玛介绍到,目前已有超过6850为残障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深造,仅2014年,就有2800多位残障学生被各所寄宿及职业培训学院(TVET College)录取。

     南非手语的普及工作

     祖玛强调,目前,如何确保南非的聋人能够获取信息 并且与他人交流,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去年,政府在学校层面引入了一项南非手语的课程。由于普遍缺乏对于聋人文化的理解,南非手语的熟练度较低以及无力支付专业手语翻译人员的费用等诸多因素,国内的聋人长期被社会严重孤立与边缘化。这一切严重影响了聋人参与并融入社会的进程。曾经有残障人士代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将南非手语作为一种写入宪法的官方语言,如果人们希望在残障人权利领域做到“言出法随”,那么,国内各方还需就此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

译自 News 24

10th March 2016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disabled-children-to-be-accomodated-in-mainstream-schools-by-2021-government-20160310


日本政府推出新计划,为残障农民就业提供支持

译者:斐欧

     日本政府计划于下一个财政年度在各地区的福利工厂为希望从事种植行业的残障人士提供支持。

     作为首相安倍晋三发起的“全社会积极劳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将邀请农业及市场专家来到福利工厂并提供技术指导。

     该计划的目标是帮助残障者提高收入,以及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就业人口。据日本卫生、劳动与福利省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残障劳动者在这类为促进持续就业而开设的福利工厂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2898日元,约合1493元人民币。提升残障工人的收入成为一大难题。

     根据该计划,农业专家将在工厂中向对种植感兴趣的残障人士提供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的相关技术指导。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所谓的“第六部门工业化”,即农民不仅种植水果蔬菜等(第一产业),还负责加工过程(第二产业),以及销售(第三产业)。

     这种做法能够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举措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地区活力。

     专家还将在发展新市场方面提供建议。普通大型市场将负责销售残障者种植的农产品,而政府计划通过宣传这些成功案例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行业来。

     日本政府在2016年财政预算草案中计划拨款1.1亿日元,约合717万人民币,为15个此类项目提供支持。各地县政府在计划框架内开设此类工厂。

     许多残障人福利工厂都表示对种植业抱有兴趣,但由于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而未能实施。一些工厂向政府请求援助。

     据日本SELP中心——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在201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日本有33.5%的残障人福利工厂从事种植业,另外有12.7%的此类工厂表示“有愿望在将来从事这一行业”。

     该国正面临农业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这项计划能够为农业部门提供急需的劳动力并且让农田重新得到耕种。

     据一位福利部门的官员表示:此举将“使残障者能够以他们适应的方式从事农业劳动,并让他们得以积极融入社会。”

译自:The Yomiuri Shimbun

9th March 2016

http://www.the-japan-news.com/news/article/0002799758


德国牧羊犬为全色盲研究提供新方向

译者:雪岚

     一只视力受损的德国牧羊犬有望对攻克全色盲(人类色盲的一种罕见形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全色盲是一种遗传性眼疾,在美国的患病率为1/33,000。目前研究所知,该罕见疾病是由视网膜异常所致。视网膜是位于眼部后端,含有感官细胞的一层薄组织。全色盲常导致部分或全部视力的丧失,且对光极为敏感。据统计,相比部分视力受损,该病导致全盲的几率更高。目前,医学界对此尚无治愈方法。不过,研究人员希望,目前对一只德国牧羊犬的研究能够对人类了解该眼疾提供新视角,为攻克该眼疾铺平道路。这只德国牧羊犬的主人对该牧羊犬的视力表示担忧。

     基因治疗

     位于宾州费城的Temple大学、宾州大学的研究者们目前正利用动物研究基因疗法,以期发现治愈人类和犬只的新途径。但是他们未找到突破口。他们在尽力寻找德国牧羊犬椎体视觉丧失的潜在原因。表面看来,牧羊犬在白天无法清晰视物,但在光线微弱的环境中却行动自如。它们是椎体视觉丧失的典型症状。研究者开始尽力寻找导致犬只恶化视力的遗传基因,但却找不到任何导致犬只全色盲的变异基因。

     动物与人类的基因变异

     后来,通过分析负责将眼部的光线信号传至大脑的五种变异基因,研究团队最终确定,一个名为CNGA3基因的变异是导致德国牧羊犬视力受损的罪魁祸首。接着,他们对有着相同症状的拉布拉多猎犬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发现了不同的基因变异,其位置与德国牧羊犬身上发现CNGA3的位置一样。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变异基因之前从未在犬只身上发现过,不过德国牧羊犬身上发现的特定变异基因在人类身上曾经见过。研究结果令大家相信,犬只有望成为人类全色盲研究有价值的参考对象。

     兽医研究

     研究团队采用一种超级计算机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发现蛋白质序列的细微变化,而这些蛋白质序列对视觉信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了解到,犬只身上CNGA3基因的两种变异破坏了环核苷酸通道的功能,而环核苷酸通道对视觉信号的转换起到关键作用。这些全新发现对全色盲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突出了基因治疗有望成为治愈人类和犬只眼疾的最终疗法的可能性。该研究的资深作者Karina Guziewicz近日说道,“我们的所有发现都预示着,基因治疗将成为治疗该眼疾的最佳方法,我们盼望步入研究的下一个阶段。”

译自:Pets Lady

15th October 2015

http://petslady.com/articles/german-shepherd-becomes-model-rare-color-blindness-study


     维权之声


双目失明令称职黑人父亲痛失孩子抚养权

译者:任铮浩

     在美国,亲生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养育和监护一直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权利。尽管如此,纽约布鲁克林地区金斯县的最高法官却依旧悍然剥夺了一位父亲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利,其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在本案中,法官在亲生父母之前,插入了“身体健康”,尤其是“视力健全”的字眼。“没有视力就无权养育孩子”成为了本案判决的核心观点,这一说法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传统共识,令数十年来民权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

     尽管克里斯托弗·G.·罗伯茨承担着照顾儿女日常生活的主要工作,然而,面对埃里克·I.·普鲁斯法官,他还是被告知,由于儿女的年龄过于幼小,当时分别只有三岁和两岁,更重要的是因为罗伯茨先生本身是一位盲人,因此法官无法确定,但凡面临危险之际,孩子们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他向当事人表示,关键在于,有人坚定地认为,罗伯茨先生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至少在法官自己眼中,本案的当事人与这一标准相去甚远。引人关注的是,法庭宣判,罗伯茨先生与孩子们共处的时刻必须在一位明眼保姆的监督之下,而该保姆的工资则需由当事人自行垫付。虽然罗伯茨先生一度承担着主要的监护责任,然而法庭依旧将他与孩子们相聚的时间限为少于每周17各小时,而且时刻需要得到他人监督。这就是2014年5月9日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恐怖事件。

     有鉴于美国50%的婚姻都以夫妻双方离异而告终,因而,我们对于儿童监护权之争以可说是司空见惯甚至麻木不仁,然而,在本案中却根本不存在类似的争执。事实上,罗伯特先生的妻子在开庭当天始终一言不发,甚至从未针对监护权提出过任何主张。无论是任何一家社会服务机构或警察部门,还是孩子们的儿科医生或教师都没有任何相关记录可以证明,罗伯茨先生的孩子们曾经因为父亲的失明而面临任何危险。更为有趣的是,罗伯茨先生本人还是纽约市的一位广受欢迎的艺术教师,曾先后指导过超过2000位年龄在学龄前至12年级之间的学生。他的孩子们不但不需要法律援助,还双双受到了良好的照料,身心发育健康,他们居住在帕克坡地区,就读于一家私立的幼儿园,这一切优越的生活条件都是由他们双目失明的父亲所提供的。然而,法庭却毫无根据地采取了“家庭干预”措施,针对他们提供社会服务,并规定,孩子们与自己父亲相处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受到明眼保姆的“监督”。但凡罗伯茨先生无力负担雇佣明眼保姆的费用,他就无法见到自己从小养大的孩子们。

     成千上万的视障父母能够在没有明眼人帮助的情况下照料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法庭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迄今为止,该有失偏颇的法庭判决是否与罗伯茨先生的种族(黑人)以及性别(父亲而非母亲)存在相关性,我们还难以定论,但也许,对于这些特征的固有观念才是形成本案判决的一大推手。

     法庭一再强调视障者无力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这一观点令我们不自禁地想起了美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在优生学思想大肆传播以及道德沦丧的背景下,当局强行对那些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妇女实施非自愿的绝育手术。

     仅在2015年,从纽约州至南卡罗莱纳州等地就纷纷被迫出台法律,已确保视障者如同国内约400万身患残障的父母们一样,拥有养育自己亲生子女的权利。各地区的司法机关相继颁布新规,确保视障者不因自身视力障碍而被剥夺子女的监护权。2014年,纽约州议会在议员琼·米尔曼的倡议下,颁布A09371号法令,对《家庭法案》进行了修正,禁止仅仅基于父母的视障情况判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然而,在此法案出台之后,却并未实施任何涉及相关司法制度的进一步举措。此外,在2014年,议员芭芭拉·克拉克也提出了A09223号法案,修正了《纽约州家庭关系法》,同样禁止将父母的视力状况作为监护权判定的唯一依据。尽管这两项法案均未得以通过,但是,罗伯茨先生的按键却依旧表明,此类立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少,其能够保证视障父母的基本人权,保护他们照料和监护自己亲生儿女的权利。

     迄今为止,罗伯茨先生的抚养权已被剥夺了近一年之久,不过,他决心要完全恢复自己为人父母的权利。尽管他一度承担着照管孩子们的主要责任,然而,如今,父子间仅有每周17小时的共处时间,即使这样,他还必须聘请一位明眼保姆,在此期间时刻监督他们的一举一动。虽然罗伯茨先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不过,许多人却认为,作出此项判决的法官才是真正幕不见物的人。

     克里斯托弗·G.·罗伯茨先生简介

     克里斯托弗·G.·罗伯茨先生拥有超过23年从事专业戏剧工作的经验,是一家非盈利艺术机构——丝带平斯通戏剧公司(SSTC)的创始人和艺术及行政总监。他拥有着布鲁克林学院艺术表演专业的硕士学位以及布法罗大学的戏剧学学士学位。作为一位演员,他不仅扮演过诸如《监狱风云》、《欲望城市》以及《你会怎么做》等多部电视剧中的不同角色,还出演了多个热门剧集。除此之外,他还在国内外的数家剧院享有盛名,这些剧院包括芝加哥的时代喷沃尔夫剧院、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麦克卡特剧院、北爱尔兰的爱克赛尔剧院以及曼哈顿剧院俱乐部等。

     同时,罗伯茨先生还是一位剧作家,2010年6月,他的第一部多幕剧《心灵的反思:艾萨克·伍达德的故事》在克勒曼剧院成功上演。作为剧院的艺术总监以及多所艺术院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他在任期间,曾经指导过超过2000位年龄处于学龄前至12年级的学生。此外,克里斯托弗还是百老汇作品无障碍顾问团的团长,其参与指导的作品包括《芬妮的彩虹》(09)、《海伦·凯勒》(10)以及《逍遥法外》(11)等。

     不仅如此,他还是“残障演员行会”以及“美国盲人联盟”的活跃会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曾在划时代的巨著《美国表演艺术导师:一项重要的传统》中撰写了自己的两位长期导师之一的史蒂芬·麦金莱·亨德森以及其他大量著名艺术家的生平故事。他还曾作为自己的另一位导师,已故的伊思雷尔·希克斯的副手,担任了影片《来去匆匆——奥古斯都·威尔逊·乔》的副导演。不过,现如今,克里斯托弗最为重要的角色则是一位既充满爱心又尽职尽责的父亲。

译自 Birmingham Times USA

5th May 2015

http://www.birminghamtimes.com/2015/05/a-devoted-black-father-is-denied-the-right-to-parent-his-own-children-because-he-is-blind/


     专业天地


失语不等于“哑巴”

译者:春鸭

     提要:人们,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一定要认识到,“不说话”不等于“不思考”。

     社会通常将存在语言障碍的儿童和成年人视为智力障碍人士。有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语言存在障碍或不能说话的人也不能正常的思考或者根本就不能思考。这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还会给语言和交流障碍人士造成极大的伤害,使他们在学校和社区中被忽略,被欺凌,被歧视。这样的观点无疑是需要改变的。人们应该认识到,“不说话”不等于“不思考”。

     语言障碍人士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处理、交流和校正,并非智力障碍。大脑是一个巨大、复杂的有机体,即便其中的一部分出现了问题,也不一定会导致整个大脑失灵。语言障碍人士通常有着很高的智力水平,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他们同样可以有完美地表达。

     我认识许多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和成年人,其中不乏深刻、雄辩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们均存在语言表达障碍。在学会打字,能用文字表达之前,他们的智力和能力长期被低估,长期遭受虐待和忽视,并一直在为争取权益而努力。如果能掌握自我表达的方法,或者能够学习自我表达的方法,那么语言障碍人士或许会比大多数能言善辩者都要聪明。

     因为这些关于语言障碍人士和非语言障碍人士的思考,我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把说话看得这么重要?”“为什么语言障碍人士会被自然而然地视为无话可说的‘傻瓜’?”这样的假设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集体文化心理。此外,人们也经常喜欢用“哑巴”( dumb)来替代“失语”( mute),只不过这样的说法越来越少见罢了。为什么智力会和说话多少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我们的社会需要彻底转变对语言和智力关系的看法,而心理学和教育领域则是开始转变的最佳起点。

     目前,教育界相信,存在语言障碍的儿童无法学习,无法施教,也没有教学的需求。教育界会把特殊需求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学生归到可怕的类别里。比如,“高功能”(通常指没有语言和智力障碍,但可能不能静坐,存在目光交流、社交和学习障碍的学生)和“低功能”(通常指有语言障碍,且会因语言障碍被假定为有智力障碍的学生)。

     如果查考大部分特殊教育研究生课程,甚至是顶尖大学的特教研究生课程,我们就不难发现,自闭症研究总是和智障捆绑在一起的。但是,许多存在语言障碍的自闭症患者是很聪明的,他们只不过是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智慧而已。然而,关于他们智力低下的有害假定和有害的功能标签会使他们无法和其他人一样获得适当的教育和适当的生活机会。

     心理评估和自闭症患者诊断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些评估经常会为教育工作者孤立和歧视语言障碍儿童提供信息和支持。许多自闭症患者存在语言、书写障碍和高度的焦虑,这使他们比健全儿童更难适应陌生、限定时间和有压力的测试环境。另外,最近出台的神经病学、心理学和教育评估都是需要口语操作的。在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会以口语提问,学生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口语做答。 实际上,这些评估测试的不是智力,而是儿童的口语表达能力。智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二者应该分开。你不能拿一张照片去测试全盲的智力,问他们“这是什么?”。如果盲人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你自然不能判断受测的盲人有智力问题。同不能以视觉测试去评估盲人的智力一样,你也不能以口语操作的测试去评估语言障碍儿童的智力水平。

     但是,每天,语言障碍儿童都会遭遇不公平的测试。结果是,这些孩子的IQ得分往往很低,这使他们不能上学,而且还会被说成只能靠死记硬背来学习“基本技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学校会削弱和忽视语言障碍学生的学业和知识需求。在学校想要抓语言障碍学生的教学之时,他们的学习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了。这并不是因为语言障碍学生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教育长期被忽视,或者是因为语言障碍儿童无法学习的错误观念造成的。

     好在已经有人在开始着手改变现状,至少在有些大学里,有的小研究团队已经启动了工作。在宾州州立大学,一个交流和疾病研究小组正在研究读写能力以及语言障碍学生的阅读教学,其研究对象是3岁的儿童。这一研究小组的想法是通过阅读、手写和打字,让学生掌握多种交流方式,并在学习与年龄相适应的学业时,开展这些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特殊教育小组也在做另一项研究。通过此项研究,研究人员希望让人们了解,许多语言障碍儿童是可以很好地学习的,但由于学校基于他们有限的语言能力,低估了他们的智力,从而放弃了对他们的教育。因此,尽管这些想法最终将为人所知,但心理学和教育界的更多从业者却需要承认并纠正他们对于语言障碍儿童和成年人的误解,并帮助语言障碍人士在学校和生活中获得公平和平等的机会。

     在神经心理学评估中,我儿子因为语言障碍,IQ的得分很低。因为这些分数,心理学家、医生、社工、言语治疗师和老师们都告诉我们,我儿子的残障很严重。他们说,我儿子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仅建议我们把儿子送到市里最封闭、隔离的特教班里去,而且还认为我们的儿子不会有什么希望。这些评估和建议被写进了我儿子的个人教育计划,这使他彻底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也就不能在学校里学到任何技能了。我儿子个人教育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学会说“yes”和“no”,能够在别人叫他名字时作出反映,能在桌边坐15分钟。他们没有打算教他做一件事情。

     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在哈佛医学院的一个发展心理学实验室工作了许多年,所以我知道多种IQ测试。在第一轮灾难性的测试后,我们选择了付费的私人测试,但私人测试也只有语言测试。我只好求助于律师,要求对我儿子采用传统的针对聋哑儿童的IQ测试。这一传统的测试名为“Leiter tests”,测试过程中不需要说话,测试的问题都是写出来的,参加测试的学生可以用选择文字卡片和图画卡片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这种测试的难度和语言测试的难度相当,我希望这一测试能够反映我儿子的智力,而不只是他的说话能力。不出我的预料,在这一测试中,我儿子的IQ得分超过了平均值。这一测试是在语言测试后短短的几周内进行的。所以,除了测试方法,其他的都没有变化。

     我们无法要求教育局修改我儿子个人教育计划上的已有信息。即便我们能够修改,也不会有任何学校愿意接收这样有严重语言障碍的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让我儿子继续在家学习。不过,让我们大感讶异的是,即使我们把我儿子在传统测试中所获得的IQ分数告诉上门送教的老师和治疗师,他们仍旧不相信我儿子的智力超过了平均水平。当我要求老师们教我儿子读写、打字、数学等基本课程时,他们便会嘲笑我,说我不现实,说我痴人说梦。一些老师甚至说,教我儿子这些课程会在情感、智力、身体上伤害他。

     我们决定更换老师,我也决定接管课程,为我儿子做好课程准备,以创造出一种适合他学习方式的教学模式,使他能够学习与年龄相适应的课程。幸运的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好老师,他们相信所教的孩子,能按高标准要求我的儿子,并同意由我来确定我儿子的教育目标。

     在按照新的适龄课程进行教学十个月后,我儿子的能力有了明显地提升。他已经能够阅读、拼写、打字,并正在掌握数学、英语、科学、社会艺术等课程。在阅读、拼写等方面,他的能力明显超过了年级水平。最重要的是,他越来越喜欢上课,而且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很明显,之前老师和治疗师采用的缓慢进度和抱有的低期望使他感到无聊和乏味。

     在我们见过的将近三十个老师中,大部分人对自闭症和语言障碍儿童仍抱有过时、错误且具有伤害性的观念。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儿子抱有过高的期望。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说:“这不仅是我的看法,学校也是这样认为的。”

     特教老师对我们的孩子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他们对我们孩子能力的认识,他们可以成就或颠覆我们孩子的未来。所以,教师的确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对语言障碍儿童智力的认识。有时,教师没有必要完全执行学校的要求。

     如我之前所说,所有的孩子都值得培养,值得鼓励,值得支持。特教需求儿童应该上学,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应该得到与其他孩子同样的尊重,为了最大限度的开发潜能,他们也应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心理学和社会都应作出迅速而彻底的改变,重新评价残障人,尤其是语言障碍人士的智力。

     后记:

     2015年秋天,我们又让孩子参加了一次“Leiter Tests”,这次测试距第一次测试有两年时间。测试时,由于焦虑,我儿子表现地非常不好。尽管他的老师证明了他在家里持续的进步以及优异的学习成绩,但因为不愿意接受测试,他的IQ得分还是比第一次低了很多。于是,心理学家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告诉我们不要抱有太高期望,并建议我们对我们的儿子进行药物治疗。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很少看到孩子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想说的是,“Leiter Tests”并非是万能药。在对孩子进行评估时,专家应该考察孩子在学校里至少一年的实际情况,而不能只看在接受标准化测试时,孩子一天的表现。

译自:The Creativity Post

http://www.creativitypost.com/education/mute_not_dumb#sthash.CPGSTOSC.dpuf


记一位特教老师在主流学校的工作体验

译者:雪岚

     在融合教育的光环之下,主流学校的老师们为了学生们能够拥有更优质的学习环境,在进行合作之时,出现了一些矛盾。我研究了老师们对于融合教育的态度,基于我的研究,本博客登载了一篇虚构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莉蒂亚。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莉蒂亚。我是台湾一所公立高中的特教老师。我教的是三年级的资源班,对象是校园内的具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们。我的班上有六、七名学生。这些学生属于不同的班级,他们只在特定的时间到我的教室上课。

     基于学生们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s)”,我的责任是与学校的老师们合作,为学生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课程计划。

     然而,总有一些老师不愿意合作,或不愿意基于学生的需求调整他们的教学方案。

     最近,因一名学习障碍学生的成绩及格线一事,我与一名老师发生了争执。这名学生很优秀:她的数学、科学成绩非常出色,但由于她的阅读障碍,英语和语文成绩不够理想。根据学校目前的规定,她需要通过英语和语文两科方能毕业。如果老师能考虑到她的特殊需求,降低合格成绩,或采取另一种方法来评估她的英语和语文水平的话,她今年就能顺利毕业了。但结果却是,这名学生没能通过这两门考试,在毕业前将离开学校。这实在是太遗憾了,对某些老师固执的做法我感到难过(有时甚至感到很气愤)。

     不过,有一些老师在融合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我班上有个男孩,患有自闭症。去年,他无法融入所在的班级。在学校,他显得高度紧张、沮丧。在这名男孩转学到我们学校前,班上的老师事先对班上的学生简要介绍了自闭症,并教导班上的孩子如何帮助这名男孩。尽管如此,这名男孩刚来这个班时,与班上的同学相处仍有困难,在这个过渡阶段,这名老师多次向我求教。在老师、班级学生和我的通力合作下,这名男孩的行为问题慢慢减少了,他开始喜欢上学了,与班上的同学也能融洽相处了。本学期末,他们甚至一块拍摄了毕业视频。

     我喜欢我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份工作对每一个学生的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我同样也热衷于提倡“接受优质教育是特殊需求学生的一个权利”。然而,在这个以成绩主导的教育体制中工作,我有时感到沮丧。特殊需求的学生在学业成绩方面会略低于健全学生(至少在我的学校是这个样子),但校方却很少关注到这一点。在学校中,像我一样的特教老师都被认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只有我们的学生出现问题时,学校才会来找我们。

     其实,我也是一名老师,一个可以为所有学生提供宝贵服务的专业人士,无论学生们是否具有特殊需求。我真诚希望有一天,他们能真正了解我,了解我作为一名老师的价值所在。

     融合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学生而言,对老师以及整个教育体系亦是如此。我们需要共同朝着“所有学生有权共享优质教育”的目标而努力。我并不是说,这很容易办到,而是说,通过一些小改变,通过一些共同努力发展的意愿,我们才有可能为大家创建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译自:Enabling Education Network, Blog

9th July 2014

https://eenetglobal.wordpress.com/2014/07/


     社会生活


黑暗中看世界——视障摄影师工作谈

译者:任铮浩

     “摄影令我有机会正视自己的视障,”坦韦尔·布什如是说,“每当你带上自己的导盲犬外出拍照之际,总会感到人们目光中的丝丝审视,不过,利用你的相机回视对方,从而信心满满地掌控全局,不失为是一种好方法。摄影令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自由的人生。”

     近日,红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名叫《盲人摄影师》,本书的主人公就是布什等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障摄影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各有不同,从舞台艺术摄影到纪录片摄像和人物摄影应有尽有,与书中的许多摄影师一样,布什目前并非全盲,而是患上了一种名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进行性眼病,这种疾病会令她丧失全部的周围视觉,最终双目失明。“我曾经是一位电影制片人,总是服从着导演和摄影师的调度,”她表示,“因此,能够通过摄影的方式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令人万分激动,就我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与突破。”

     通过一个名为“穿越视觉,用心看世界”(PicturesRead more For sight people)的项目,我们可以了解到视障摄影师的工作状态。视障摄影师这一理念的产生是对传统认知的挑战,以往,我们认为,无论从主题和风格,还是从用光与构图的角度出发,摄影都是一种纯视觉的艺术形式。英国摄影家马丁·帕尔将这本书称为“一种启示”,他指出,视障摄影师“也能够用相机捕捉他们对身边世界的感受,展现物体间的关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与明眼的摄影师同样优雅,同样令人充满兴趣”。

     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Evgen Bav?ar在其非同寻常的梦境系列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这种对于世界的感觉可能是一首视觉的诗篇,同样,这种感受也可能是创作者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就如同安娜·玛利亚·费尔南德斯在其亲密的一撇中所记录下的场景,一对年轻夫妇在公园热吻。然而,这也完全可以仅仅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就向Gerardo Nigenda的情色视觉诗歌那样,将盲文字符打在黑白的人体和脸部影像之上。

     然而,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将相机中的图片加以转化,从而令全盲的摄影师也能“看到”些许他或她从未得见的世界呢?从纯粹实践的层面出发,许多全盲摄影师经常会向明眼的助手请求援助,就相机的摆位和构图等细节为他们出谋划策,也有的,摄影师则会采用某些尖端的数字技术。例如,最近,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开发的一款手机拍照应用就针对视障者难以定位快门按钮的问题,允许用家仅借助上滑手势完成拍照。该款应用还集成了人脸识别技术,能够通过手机内置的扬声器,报读出取景框范围内的人脸数量,利用音频指引的方式,为摄影师提供帮助。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有着多年摄影经验的Evgen Bav?ar在脸书、推特和品趣志等社交网站上写到,即使数字技术已经令原本必须由用家亲力亲为的摄影过程变得更为无障碍,然而,由于其面向的是我们所有人,视障人士想要对此操控自如,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各种巧思和直觉。布什谈到:“有时,我会通过语言,向镜头中的人们发出指令,如果是专门摆拍的造型,我会在地面上做上标记,就像我过去在影片中指挥演员走位那样。如果是在路边拍照,我也能够如同狗仔队那般,学会将相机视作自身感官的延伸。”

     对于墨西哥摄影家吉娜·巴德诺赫而言,非视觉摄影的理念显得尤为重要,他不仅是本书创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之一,也是墨西哥公益组织Ojos Que Sienten的创始人(尽管其英语译名为情绪视觉(Sight of Emotion),不过该组织名称的字面意思则为“眼睛的感觉”),其目的只在“鼓励视障人士借助摄影的语言融入周遭的世界”。她告诉笔者,最初启动非视觉摄影项目之时,身边的人们都认为,她肯定是发疯了。吉娜谈到:“直到10年后的今天,许多首次听闻该项目的人还依旧感到,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依然固执地认为,视觉是设计与欣赏照片信息的唯一感官。然而,事实上,摄影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同样涉及身体的感觉、相关的故事情节以及摄影师的直觉。当你收听广播或是阅读书报之际,脑海中就会勾画出一幅幅生动的图像,因为,大脑才是我们理解视觉信息的中枢所在。因而,视障者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感官渠道感知周围的世界,从而创作出精美的摄影作品。”

     阿龙·拉莫斯是墨西哥国内的非视觉摄影艺术大家,巴德诺赫介绍到,他经常利用碎磁盘上复杂的破损花纹或是各种娇弱的昆虫和花朵作为其意向作品的素材,微小的美在生动的特写镜头下得到了强化,这些作品既体现了她明显的个性风格,也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情趣。“在摄影的过程中,我经常会用到自己的听觉、触觉、味觉甚至嗅觉,”他说道,“但凡摸到相机,我就会在相机镜头与拍摄的目标之间建立起一条想象中的连线;我会在自己心中勾画照片的效果,最终完成图像的感知与构建,从而,与健视世界展开感官上的交流。”

     在参加了依次由工艺组织PhotoVoice主办的集中式体验课程,了解了利用数码故事的形式,为边缘人群和残障人士提供展现平台的方法之后,来自英国的表演艺术家、舞蹈家,卡巴莱演员和摄影师米克尔·史密森就深深爱上了非视觉摄影艺术。他描述道,拿着相机坐在舞蹈表演现场的前排座位,听着“舞者们的双脚擦过地面的沙沙声”,他便可清晰地勾勒出演员们的位置和舞姿。借助微弱的呼吸声,台上的舞者们究竟面向何方也将一览无余。

     谈及自己为其他舞蹈家们拍照的最初想法时,阿龙·拉莫斯在各大照片分享网站上写到:“我自己就是一位舞蹈演员,因而,能够轻而易举的构想出他们的舞姿,捕捉他们的走位方向。然而,我所学到的第一课便是,摄影往往遵循着一种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慢一拍的节奏。我必须放慢自己的速度,集中精力,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并且还需考虑到空间和构图方面的需要。”史密森的舞者摄影作品使用了模糊且伴有颗粒状的效果,这最初令他深感忐忑,因为,他们“意味着我的技术可能不过关”。不过,经过了两年的尝试,他终于意识到,这种效果恰恰反映出了他自己切身的视觉感受,“我的眼前就经常会如同这般模糊一片。”作为一位低视力人士,他只有借助电脑上先进的屏幕放大软件才能够欣赏到自己的努力成果。

     尽管并非科班出身,但是,与书中提及的其他摄影师们一样,史密森和布什都将摄影视作一种自由表达自我感受的手段。布什谈到:“首先,我是一位小说家,不过,有趣的是,我的脑海中从未有过自己是一位盲人小说家的念头。其原因在于,摄影并非是我渴求的事业,因而,对于他人的描述我根本不介意,但是,如果它与写作一样,成为了我的生活重心,那么,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将我至于一个框框内。”

     书中提到的所有视障摄影师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对来自社会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并不相信,摄影是一种仅仅依靠视觉参与的艺术,因而,他们实际上将自己的记忆、情绪乃至个人经历全都融入其中,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想象中的视觉世界,令视觉摄影的境界得到了提升。Evgen Bav?ar写到:“正如置身于黑暗空间内的人们对光线的渴求那样,视障者也拥有对于视觉之美的向往。怀揣着这份渴望,我会始终坚持这一特殊的摄影事业。”

译自 The guardian

Saturday 20 August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6/aug/20/blind-photographers-talk-about-their-work?CMP=Share_AndroidApp_Gmail


踌躇满志的倡导者

译者:张平

     格雷姆·英尼斯是一位残障人权益倡导者,他毕生都在不知疲倦地为残障人争取公平公正。这位残障歧视委员会前委员长是本周的“改变世界者”。他接受了记者泽维尔·斯莫登的采访。

     身为职业律师的英尼斯告诉“澳大利亚公益新闻”,由于先天失明,他的职业生涯不得不从底层开始,慢慢才走出了自己的职业道路。

     他通过讲述这段亲身经历为残障群体倡导权益。

     去年7月他结束了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的任期,但他仍在积极倡导全体澳洲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在本周的“改变世界者”栏目中,英尼斯为我们讲述了是什么令他振奋,又是什么令他沮丧,并就澳大利亚的平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记:在结束了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的任期之后,您仍在积极参与澳洲全民的权利倡导。将来您有什么打算呢?

     英:我想,之所以我要继续在倡导领域如此积极,原因之一就是,虽然我结束了任期,但我的工作岗位却无人接替。

     我把自己介绍成“残障歧视委员会前任委员长”,但是那次在会议上有人认为其实我应该自称“残障歧视委员会真正委员长”。

     由于苏珊·赖安同时还全力以赴地担任老年歧视委员会委员长的全职工作,加之她并无残障生活经历,因而这份工作对她而言就尤为困难了。

     同时,资源日渐稀缺也使委员会无力在残障领域有所作为,此外他们还接到了调研残障人就业情况的工作,这项工作也将因残障人就业领域中的众多问题而耗费大量资源。雇主对于改革十分认真,事实上也在开始接受并着手进行,但是政府却并不配合,一直到另一项调研启动了仍在拖延。

     我们在2005年就已对此问题做过一次调研工作,你可以抹去那时的报告,但是所有的建议却实实在在摆在那里,其中大部分建议除了更改一下日期别无二致。不幸的是这项工作还将消耗委员会更多的资源。

     记:所以尽管你已经不是残障歧视委员会的委员长了,你还是差不多会把履行委员长的职责当作自己的责任吗?

     英:我想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委员会无力解决,一定程度上,如果有机会我是不会拒绝去做的。

     但是委员会需要具备这种能力,而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并未充分支持。

     滑稽的是,苏珊说她只能以兼职身份担任12个月的委员长,而12个月的任期即将期满。所以我倒要看看任期到了以后他们会怎么做。

     我希望他们扭转这一严重失误的决策,并在这个位置上安置一位全职人员。而且我希望这位委员长有着亲身的残障经历,这一点必不可少。

     记:现在我理解你为何要写自传了。

     英:是的,同时我还在树立董事会部长职位的形象,我在争取董事会管理者职务,因为我觉得我有着丰富的战略领导经验,在这方面具有高附加值。

     记:所以你正在逐步远离非营利领域,你不觉得吗?

     英:不觉得,我毕生的心血都投注在社会公正和社会改变的事业中。

     我觉得我不会在其他什么领域负起那样的职责。我在争取加入一个营利和非营利并重的董事会,而我现正在一个提供非营利服务为主的董事会中,我很高兴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记:您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悉尼,据我所知,您是先天失明的。作为一位失明者,那时候您在澳大利亚的成长环境如何?

     英:我很幸运得到父母和家人给予的支持。他们对我虽有点儿听之任之,但是,还是会在我需要时给予适当支持,而且和对待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毫无区别。

     他们的确让我体验到一个残障人极为真实的经历,而且方法得当,不会让我受到束缚。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爱做的事。

     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对残障人抱以非常负面的态度,以至于为他们设定极低的标准。当然那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放低标准就可以使他们达到人们对他们的期望。我们对残障人抱有一大堆的假设,认为他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因此限制了他们的潜力。这就是在我担任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时经常讨论的议题。

     记:您就读的是常规学校还是特殊学校?

     英:我在特殊学校读了一段时间,但后来是在常规学校完成学业的。

     跟您说吧,我上的特殊学校非常不错,那里的老师责任心强,富有热情,而学校也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上学路上要耗费半个小时的车程,因此在成长过程中我从未与邻家孩子交过朋友,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希望能在社区里的学校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读书。

     记:我了解到您的专业和工作是律师,这项成就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失明者,您在这一领域会遇上怎样的困难呢?

     英:困难很多。我通过了律师认证之后,花费了大量时间寻找工作。经过差不多一年求职面试的失败经历之后,我干了一份公共服务机构的文员助理工作,因为我懂得我必须证明自己远远超过常人才行,因此我决定先进入一家机构,从最基层做起,逐步走出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我的真实经历。

     这当然不是一名合格律师的标准职业路。

     记:您是怎样开始成为像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那样的倡导者的?

     英:我一直在倡导领域工作。我始终渴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平等,在学校期间就积极参与学生权益倡导活动,倡导学校为学生提供盲文教材和有声教材。我不只是为自己倡导权益,而更多是为处于劣势地位的整个残障群体倡导权益。

     所以我想,正是非营利部门表现出的那种维护社会平等的高尚价值观让我总想投身其中。我已担任非营利董事会董事长达30余年,因此在我成为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之前已在此领域有了很久的阅历。

     记:当您发现自己要成为残障歧视委员会委员长的时候,您有何感受?

     英:成为委员长让我格外兴奋。这是我得到过的最好工作。这一天赐良机让我可以在澳大利亚社会政策上大书一笔,因此我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记:您觉得您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英:我在1992年参与了澳大利亚《残障歧视法案》的起草工作。我想那是我所参与过影响最为长远的工作之一。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做的。那些事情从来不是可以由一个人独立做到的。我想另一次重要机遇就是参与改进《国际残障人权利公约》,以及代表澳大利亚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那是无上的荣誉。

     但是我想我所参与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始终在进行的残障人权利推进工作。比起上世纪70年代我刚刚开始从事倡导工作的时候来说,现在的建筑和交通无障碍情况已经大为改观。现在我们的沟通更为畅通,互联网也让更多事情成为可能。

     我并不是说已经大功告成,但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能在此过程中贡献绵薄之力也让我深感自豪。

     记:您觉得这个群体还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我们还需要怎么做才能解决短期内或以后长远的问题呢?

     英:我认为残障人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观念障碍,也就是人们对我们残障人做出的负面假设和限制。如果能够消除这种观念障碍,那么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其他的问题和障碍也将迎刃而解。

     正因如此,在我离开委员会之后,我就主动做了一件事,主持“观念基金会”,目标旨在通过电视和媒体改变人们对残障人的态度。我相信其他许多事情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记:这件事很难做到,对吗?您认为社会大众愿意正视这种问题吗?

     英:我认为过去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从不听取残障人的心声。我希望做的就是让残障人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讲述我们鲜活的人生,告诉人们我们怎样做事,怎样参与社会活动,向社会明确地表达我们希望承担社会角色的愿望,无论是纳税人、公民、父母还是员工。但是我们却因人们的负面想法而无缘这些社会角色,因此我们不得不与这些想法进行长期斗争。

     记:是什么激励着你坚持你的工作?

     英:我想是我对社会公正和社会改变的热情激励着我。近一个月来,最为振奋人心的就是布里斯班市议会宣布他们所有的公交车都做到了对残障人完全无障碍化,100%的车队达到目标,而且比计划提早七年之久。在我看来,他们能做到的,全国所有的交通部门就都可以做到。

     听到这些成功案例我感到十分振奋和庆幸,因为我深信这些事都是残障人通向融合与全纳社会之路上的里程碑。

     就在最近,参议院刚刚通过了一项表决,准备对残障学生开展调查,其中一部分就是集中处理残障学生对虐待的申诉。

     记:我们已经在Yooralla上看到了关注虐待事件的视频。您认为我们方向正确吗?是否真正直面这许多问题了?

     英:我认为是的,但是在暴力和虐待问题上我们仍然差得很远。这一问题在残障群体中十分严重,并且只是上述观念局限的一种表现。

     过去几年间更为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然而这一问题中并未受到评论者认识的一点就是残障女性受到的家庭暴力远比普通人群更为严重。如你所见,我们又一次被人抛在脑后。我认为教育调查是很好的措施,但是这并非真正的进步,而只是一项调查。我们需要的是对教育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以及用更好的态度对待残障人。

     把人装入牢笼或软禁起来,或是在地板上拖着走,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无论对方残障与否。我们需要通过调查来揭露这些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那些惯常做法。

     记:您追求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英:我的终极梦想就是残障人拥有合法的社会地位,无论作为员工、父母、公民还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进而,残障就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残障不是一种异常现象,而只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

     我想这也是所有真正残障权益倡导者的终极目标。如果我能为此目标做出些许贡献,那我记:不胜荣幸。

译自:Pro Bono Australia

22nd June 2015

http://www.probonoaustralia.com.au/news/2015/06/ambitious-advocate#sthash.fImow7le.dpuf


     科技动态


抗糖尿病药物或可降低中老年人患眼病风险

译者:斐欧

     一项新的实验结果表明,一种用于降低糖尿病人血糖水平的药物——二甲双胍(metformin )或许还同时有降低其患青光眼风险的效果。青光眼是一种可导致视力受损甚至失明的眼病。

     虽然研究结果不能证明二甲双胍有预防青光眼的作用,但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小剂量服药者与未服药的人,大剂量服药者患青光眼的概率更低。

     据该实验报告的主要作者,密歇根大学青光眼研究中心主任朱莉娅?理查兹(Julia Richards)表示,由于二甲双胍在高剂量条件下副作用更强,因此他们还需要做更多实验来确定仅仅为预防青光眼而服用更大剂量的二甲双胍是否值得。

     “很显然二甲双胍对于控制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有效,我们希望如在糖尿病人身上的这些新发现得到证实,也能够在非糖尿病人身上做这类实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范围内大约每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

     这些人大多患有2型糖尿病。该病与肥胖和衰老有关,原因是身体内无法生产或使用足够的胰岛素来将体内的血糖转换成能量。二甲双胍降低血糖的原理是防止肝脏生产过量的葡萄糖,并且使肌肉和脂肪细胞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胰岛素。

     由于眼内压的积聚,青光眼这一系列眼病可能对视神经造成损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即开角型青光眼(open-angle glaucoma),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患者的周围视野会逐渐丧失。

     理查兹和他的同事对包含过去十年内约40万患者健康报告及处方数据的数据库做了研究。他们聚焦于其中约15万做过多种眼科检查的糖尿病患者,以筛选出同时患有青光眼的病例。

     在研究周期初始的2001年,所有患者的年龄均在40岁以上,其中约有一半患者在55岁以上。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白人。

     在研究过程中,大约有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4%患上了青光眼。其中65岁以上年龄者相比于最年轻的40到45岁年龄组患病概率要高出三倍。

     在调整了年龄和其他变量后,研究者发现那些每天服用至少1.5克二甲双胍并持续两年的患者同时患青光眼的概率要低25个百分点。

     许多糖尿病患者最初被允许每天服用1g或更少的二甲双胍并被持续监测副作用,如绞痛,腹泻或嗜睡,以及一些罕见但更严重的并发症如惊厥,胸痛和抑郁等。如果患者未出现副作用,他们的剂量会逐渐增加至每天2至2.5克。

     据实验数据显示,服用低剂量的二甲双胍也能够降低患青光眼的风险,但这些数据不足以排除偶然因素的可能性。

     由于该研究的样本是从确定病例中选取的,而不是按照随机性原则指定一部分人服用该药物,而另一部分作为对照组来进行实验的,因此,研究发现无法证明服用二甲双胍可以预防青光眼,该研究作者在《美国医学会眼科杂志》(JAMA Ophthalmology)中这样承认。

     “虽然从目前来看推荐糖尿病人服用大剂量的JAMA Ophthalmology来预防青光眼还为时过早,但该研究结果仍然令人兴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Wilmer眼科研究所研究员普拉迪普博士(Dr. Pradeep Ramulu)这样表示。

     普拉迪普博士同时指出:“由于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在10年内患上青光眼,因此二甲双胍的作用仅仅在于能够降低患一种罕见病的风险上。”

译自:Reuters Health

4th June 2015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6/04/us-diabetes-elderly-metformin-glaucoma-idUSKBN0OK1TA20150604


微软发布盲用智能耳机重大升级

译者:任铮浩

     日前,微软公司联合慈善组织导盲犬协会针对旗下的智能耳机以及一款应用程序发布了一个重大的技术升级,希望能够通过声音线索,帮助视障人士更好的了解他们周遭的环境。作为微软无障碍城市计划(Cities Unlocked project)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次软件更新中加入了两大全新功能,从而确保用家能够借助自己的语音或是遥控手段,询问和收听到自己周围路标的具体信息。配合软件内置的虚拟导航技术,该装置将引导用家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或身处其周围之时,利用具有方位指引功能的音频和声音线索,构建心里地图。

     于去年发布的第一代原型产品能够借助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咔哒声,为用家指明正确的行走方向。微软表示,他们对第二代产品进行了重新设计,大幅增强了其中信息的“描述内容,突破了原先仅提供简单方向指令”的局限。

     新版软件的测试者之一凯特·里德尔感到,该设备增强了自己的信心。她谈到:“这套装置极大程度消除了我在前往某个陌生场所时的紧张情绪。这无疑提升了我的能力,从而将外出视作一种愉快的体验,而非硬着头皮面对的琐事。原本不得不为之的出行经历将会成为‘我愿为之’的生活趣事。以往,但凡你与他人共同外出,往往会首先遵从对方的意愿行动,即使人家是专程陪同你前往某个地方,最终站在你的立场上做决断和选择,你也不得不考虑到对方的需求,无疑,这必将对你的自主性产生影响,如今,一切全都由你进行决定,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一创新给了你足够的独立性,彻底改变了视障者的生活,我迫不及待的希望立即能够拥有该产品。”

     全新的定向与前望功能确保用家能够在随时获取自己身边环境的同时,了解处于自身前方建筑物的详细信息,并可按照距离顺序逐条听取。来自微软公司的贾奈尔·储齐谈到:“去年,经过了第一代产品的测试工作之后,我们便开始仔细考虑,这项产品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为视障人士提供更高的独立性,令他们拥有更强的行走能力,从而与健全人同样愉快的生活。我们的此项创意可谓是心血来潮之作,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因为,视障人士的行动范围几乎不会有机会超出自己熟悉的路线和区域,所以,对于他们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困难的体验。”储齐先生补充道,微软公司将持续对该软件进行测试。

     参与无障碍城市计划的科学家透露,研究发现,英国有18万左右的视障者不敢独自离家外出,然而,作为微软的合作方,导盲犬协会的调查表明,在经过简单的初期使用训练之后,有62%的参与者感到,自己出行的安全感与信心有所增加。该项产品计划由微软的经理亚摩斯·米勒最先提出,这位曾经供职于导盲犬协会的视障者希望,自己能够在与女儿的互动中表现的更为积极主动。

     据英国皇家盲人协会(RNIB)的统计数据,目前,英国约有200万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全球视障者的总数更是高达2.85亿。

译自 Home BT

26th November 2015

http://home.bt.com/news/uk-news/microsoft-announce-major-update-to-smart-headsets-for-visually-impaired-11364021423852


录入:伊然 添加:2016-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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